杀人犯9次减刑出狱再杀人彰显我国减刑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

3月31日，我们在专栏里发布了文章《如何看杀人犯9次减刑出狱再杀人》，文章里呼吁对案件中9次减刑出狱后再杀人的郭某思的减刑过程进行彻查。近日，郭某思减刑案联合调查组在5月9日发布了最新通报：监狱干警刘某某、隋某某等人受郭某思亲属及有关社会人员请托，利用职务便利，“违规为郭某思获得减刑创造条件、提供帮助，涉嫌徇私舞弊减刑、受贿等犯罪”。

从官方调查结果可知，郭某思的9次减刑，可以说是最短期间最大幅度，用“火箭般的速度”，“极致”来描述完全不为过。就在郭某思减刑案联合调查组昨日发布调查情况通报后，北京市高院、北京市检察院、北京市司法局随后也纷纷表态，切实检查纠正履行监督职责不到位问题。

然而，笔者认为，在检查监督解决个案问题的同时，也应对现行减刑制度作出重大改革。

一个杀人犯，得到极致的减刑后，出狱仅7个月再度因口角之争杀人，恶性不可谓不大。很难相信这是一个改造好的前犯罪人。 

这不是孤例，2019年刚伏法的孙小果案。服刑期间，孙小果母亲、继父与监狱、法院相关人员共谋，利用假的发明申请，达到认定重大立功帮助其减刑的目的。

再往前数，张海凭借各种形式的“假立功”多次大幅减刑。从一审判决的有期徒刑十五年到实际服刑不满六年即刑满释放，在这起违法减刑系列案中，共24人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。

这些恶劣案件都暴露出我国减刑制度过于随意，缺少透明和监督的本质缺陷。其中的违法违纪腐败触目惊心，极大地破坏了我国司法工作的公信力。

我们来看看目前的减刑制度：

从对象来看：减刑只适用于被判处管制、拘役、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。这说明减刑的适用对象，只有刑罚种类的限制，而没有刑期长短和犯罪性质的限制。也就是说除了死刑以外，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，是重罪还是轻罪，是暴力犯罪还是非暴力犯罪，只要具备了法定的减刑条件，都可以一样减刑。

再来看看减刑的条件。根据我国刑法规定，减刑可以分为可以减刑与应当减刑两种情况，前者是相对减刑，后者是绝对减刑：相对减刑的实质条件是指在刑罚执行期间，认真遵守监规，接受教育改造，确有悔改表现的，或者有立功表现。绝对减刑的实质条件是指受刑人具有重大立功表现。

这就带来一系列的问题：同一个制度，用来改造不同性质的犯罪分子，是否真能有相同的改造效果？确有悔改表现作为减刑的重要的标志，具有非常大的随意性。实践中因为监狱的封闭特点，确有悔改的最终认定权落在了狱警手里，检察院的监督流于形式，法院仅仅依据狱警的一份报告就裁定减刑无法做到公平和慎重。减刑的随意性、不透明、缺少监督使其变成滋生相关人员腐败渎职的黑色土壤。

  刑罚，国之重器。为了能使每一个犯罪人罪刑相适应，最高院殚精竭虑，出台各种犯罪量刑指导。在诉讼过程中，公诉人辩护人及审判人员，耗费无数的心血和精力，以期能为犯罪人获得公平公正的刑罚。

减刑是审判权之行使，它的重要性完全应当与对一个犯罪嫌疑人判刑的重要性相提并论。

设想这样一个场景：两个罪犯在监狱中，一个表现好一点，卫生搞得好一点，对管教嘴巴甜一点就能认定确有悔改获得减刑，而另一个可能因为性格不同卫生搞得差一点，嘴巴没那么甜就不能认定确有悔改不能获得减刑。承载司法公平正义价值的刑罚，有沦为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嫌疑。

对减刑制度的改革，迫在眉睫，不容忽视。笔者以为，改革的方向是区分罪名设立不同的减刑幅度，增加监狱管理的透明性，增加罪犯悔罪表现和危险性评估的公平性及可操作性，落实检察院的监督，法院减刑裁定采取听证或者开庭的方式取代书面审理。